你知道吗？一个5岁孩子，能决定一个成人是蹲5到10年的牢，还是无罪释放。

《刑事诉讼法》第62条规定案件情况公民有作证的义务。哪怕是小孩也不例外。但是问题是孩子说的话能信吗，他们的小脑袋瓜能不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法律上又该怎么判断，哪些是童言童语哪些是刑事案件中的证据？

蓝汀律师曾经代理的一个猥亵罪的案子:在一间教室里，有三位老师，几十个孩子。蓝汀求助人当着所有孩子和另外两个老师的面帮孩子挠痒痒，结果传到家长耳朵里，他的行为成了当众猥亵孩子。事后调查，在场的另外两位成年人都说没有看见过老师猥亵孩子，而唯一的目击证人是一个孩子，一会儿说我看见了，一会儿又说我没看见，难道是孩子在说谎吗？还是说，这个老师真的能避开厚厚的卫衣，以及避开两位成人老师和另外几十个孩子的视线，对一个5岁孩子的胸部下黑手？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这个案子中受害人为什么又在老师被警察带走后，还到处问这位老师去哪儿了，我想和他玩儿。

为了弄明白这事，蓝汀律师专门查了儿童心理学和行为学的资料，发现孩子的大脑真没有办案机关想的那么靠谱。先从身体上说说，3到6岁的孩子很多事儿是记不牢的，偶有记忆片段也只记得零碎的场景，前因后果压根就记不起来了。这就是因为孩子的海马体还没发育好，孩子会用想象补全这段空白的记忆。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作用就是查事实，辨逻辑，帮我们分清什么是现实，什么是想象，前额叶皮层的发育决定是否有能力判断真假。我们自己回忆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对玩具熊可以讲话深信不疑，对真的有奥特曼这件事情深信不疑。前几年很火的创口贴实验就是例子，孩子们回家前，大脑对海马体找到受伤的记忆发现记不清了，就自动的用经验和想象补了被打的画面，接着是前额叶皮层来判断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瞎想的了，结果判断失败，斩钉截铁给了答案说没问题，肯定是这样。所以这些童言童语平时看着的确挺可爱的，想象力也能帮助孩子在艺术创作上发挥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细想一下，如果发出这个问题的是孩子家长怎么办？如果这些乌龙和刑事案件一起当作证据，又会怎么办？如果说出这些话的还是唯一的目击证人或者受害者，那又该怎么办！孩子随口说瞎话真不可怕，可怕的是有大人当了真。

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的依恋理论，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作用，还有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这些理论都指向了两个结论:第一，面对爸妈，低龄孩子爱说让爸妈会开心的话，核心就是求安全，要表扬，学规矩，第二，面对警察，孩子也会顺着说，但原因就不一样了，顺着答能少被问，不给自己惹麻烦。这两点结论就决定着，刑事诉讼中对孩子的证言要慎之又慎！因为即便大人面对警察都有妥协的时候，更别说孩子了。孩子这种讨好爸妈，怕被批评的心理就会让证词偏离真相，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审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中，在这一点上，就很科学，考虑到了孩子的特殊性要求:询问地点，就必须选择未成年人熟悉安全的场所，为的是减少其心理压力，如果是女孩儿，还要工作人员中有女性在场，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就调取了唯一目击证人的同步录音录像，发现同一个孩子在不同的地方回答问题的状态和回答的答案都不一样，比如在幼儿园的时候，孩子就在熟悉的环境里，身边有喜欢的玩具熊，还有熟悉的老师，面对警察的问题会很放松的趴在桌子上，像聊天一样对答如流，每个问题几乎都不需要时间去思考。但是第二次询问就不一样了，换到了派出所里，坐在高高的椅子上，旁边是神色紧张的家长，孩子手指扣个不停，每回答一个问题都要想半分钟甚至更久，还会不自觉地看家长的脸色，很多问题孩子答不上来，调查人员就很着急就问老师是不是摸了？孩子就只能顺着点头说是，接着又问怎么摸到孩子，又紧张了好几分钟，多次寻求家长的帮助，压根儿说不出来，换了个地方，孩子答案真就变了。

在全国开展护蕾行动的大环境下，此类案件要求从重从严处罚，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很支持，包括我们的蓝汀律师。但是，我们面临着一个难题，怎么既保护孩子，也不能盲目轻信一个孩子去冤枉一个成年人。我们真的急迫地需要一个机制来真正地还原这一类案件的真相，到底要怎么做。

蓝汀律师基于以往的办案经验，认为至少可以做到这些:

首先得选对地方，孩子必须要在安全熟悉的场所，比如说家中，幼儿园中，如果要在办案机关应该设置更加温馨的未成年人询问室;其次，要选对陪同人员，必须要有家长和儿童保护工作者共同陪同。但是如果家长作为报案人或者见证人，陪同人员应该是除家长之外的第三人，避免证词相互污染;最后，定期对办案人员尤其是侦查人员进行专业培训，严格禁止诱导性的提问，少用是不是、有没有等封闭式的问题，多采用:你看到了什么，你倒是感觉怎么样？等开放式的提问。防止孩子的回答偏离事实，如果孩子的几次回答出现偏差，就应该变换地点，变换陪同人员，多次发问。如果朋友们还有更好更专业的建议，特别是教育从业者，感谢私信给我。